长征

中国邮政定于10月22日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票，该邮票1套6枚，图案内容分别为长征出发、遵义会议、四渡赤水、过雪山草地、胜利会师、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以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该纪念邮票全套面值7.8元。据介绍，长征谱写了中国革命史的光辉篇章，也将激励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该套邮票由著名画家沈尧伊先生设计，以对长征特别的情愫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展现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的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1-2]  “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3]  。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 。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5万余人，剩余3万余人。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主张部队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4] 

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委托张闻天起草决议。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今威信）连续召开会议，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审查通过《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并决定加强对中央苏区和中央分局以及对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了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后，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经固原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可参考电视剧《长征》）1933年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控制地区）。

在前四次战役中，由于实施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国民政府军没有达到预定目标，  均以撤退告终。在第五次战役中，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原名秦邦宪）采纳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国共之间的决战，采用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抵抗国民革命军，决定在国民党之前抢先行动，发动所有红军展开全面进攻，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但中央苏区只有10万左右的正规军和数万游击队，在抢先进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这时共产党方面决定进行阵地防御，辅以“短促突击”（短距攻击），意图抵挡国民革命军的前进。但这个行动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广昌陷落，红军死伤一万余人。

　　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

长征失利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

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

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各部队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福建的长汀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起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 。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1934年10月初，博古等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共中央机构向西转移至湖南西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决定未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七万五千至八万一千人，从长汀、古城向西转移，由此开始了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则被留下在项英、陈毅等人领导下进行游击战，开始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蒋介石预见到中央红军的意图，在红军前往湘西的必经之路上集结大量兵力组成四道封锁线。10月21日晚，中央红军在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一带突破国民革命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携大量辎重沿粤赣、湘粤、湘桂边缓慢西行。1934年11月5日至8日，突破了广东城口与湖南汝城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13日至15日，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25日，中央红军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西渡湘江。中央红军面对国民革命军全面进攻，于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历时5天，从广西兴安县至全州县间，才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之后，出发时的八万余中央红军仅剩下3万余人。

1934年1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从广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岭。1934年12月14日，占领贵州黎平县，打开通向贵州的门户。12月28日，尚未恢复权力的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议向四川、贵州边界进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苏区。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1935年1月1日-1月3日，强渡乌江。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遵义，进行休整。在这段时间，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旨在研判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遵义会议是长征乃至中共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提议，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严重危害。会议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政治和党务，军事上则由周恩来为主、毛泽东为辅进行总指挥。不久又成立了“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总负责军事[5]  。

1935年1月28日-2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贵州土城与国民革命军郭勋祺等部队激战，双方损失惨重，一渡赤水。1935年2月28日，再占遵义城。1935年3月21日，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史称“四渡赤水”。1935年3月29日-3月31日，南渡乌江。1935年4月25日，进入云南，分三路西进。1935年5月9日，在云南皎平渡渡过金沙江。5月2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进入凉山彝民地区。朱德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名义颁发《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说，同日，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彝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同彝族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彝民沽基支队，又使老伍族中立。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红军于23日顺利通过彝民区，24日晚进至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6]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先遣队自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强行渡过大渡河。1935年5月29日，占领四川泸定县泸定桥。

1935年6月12日-7月7日，中央红军部队翻越四川夹金山、梦笔山、亚克夏雪山、昌德山、打古山。1935年8月29日-8月31日，全歼堵击红军北上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后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因为张国焘坚决南下而反对中央的“北上路线”，冒险度过大草地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又被迫分裂。1935年9月17日，攻占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哈达铺。1935年10月7日，翻越六盘山。1935年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今陕西吴起县），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

红四方面军是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1931年11月7日成立于鄂豫皖苏区。1932年5月遭受国民党军围剿，于9月突围西行五千里，于12月过大巴山入川北，1933年1月占领通江，建立川陕根据地，这是第一支长征的红军。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张国焘战略配合红一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令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强渡嘉陵江，向西挺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5月中旬占领了茂县、理番。6月，抵达岷江以西的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6月17日，张国焘、陈昌浩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川陕甘方针，复电中共中央，认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向西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 不久，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继续北上，南下再过草地，希望能在西康创建根据地，但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

1936年7月，张国焘最后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儿盖集中，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二、六军团旋即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期间嘉陵江战役、土门战役、包座战役、绥崇丹懋战役、天敬雅邛大战役等战役，国民革命军伤亡5万余人。

红二方面军是长征后期组成的，下辖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军团长贺龙。1934年的盛夏，贺龙、关向应在重庆酉阳县（南腰界）建立起4处苏维埃红色政权。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六军团在南腰界胜利会师，8000红军扎满了方圆20里的村村寨寨，留下了一段段红色往事。

1935年11月19日南下湖南桑植刘家坪开始展开长征，于1936年4月在云南丽江渡过金沙江，翻越玉龙雪山。1936年7月2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936年7月5日，奉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1936年10月22日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行程近两万里。[2] 

红二十五军1931年10月成立于鄂豫皖苏区，1934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和鄂豫皖省委从河南省罗山县向西转移，进入陕南，11月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此时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委员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郑位三。1935年7月，为策应中央红军，西进甘肃东部，9月到达陕甘苏区，与刘志丹陕北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会于延安附近，成立第十五军团，共约七千人。在红一、三军团到达陕甘苏区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保存了力量约3万人。

同年年底，红四方面军部分主力（约一半）加上红一方面军红五军团组成“西路军”，约两万人，在虎豹口度过黄河之后，向甘肃河西地区前进，打通对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失败，全军仅剩四百余人，在李先念等人的带领下，到达新疆星星峡，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缴械投降。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

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邓小平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成形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的，而且也很不成熟。[7]  ”而当邓小平之女毛毛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是—“跟着走”！

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将长征精神概括为五种精神：

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定胜利的精神；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官方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胡锦涛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8] 

其它评价

唐德刚认为蒋中正利用中共长征借机“削藩裁军”。当时西南地区贵州、云南、四川都是地方军阀割据，湖南也不是嫡系，蒋借追缴红军，把中央军的势力深入到地方。“红军西走后，中央的势力进入西南，为一意外的大收获。”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两年中，红军长征转辗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他们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出的英雄史诗。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强大队伍，长征中红军表现出的对革命的必胜信念和一往直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前进的巨大动力。[3] 

长征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一批党的领袖人物，

长征”属于世界，长征精神：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
　　情景一：1934年10月16日傍晚，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这时，远隔千里的蒋介石指着地图狂妄地叫道：“他们是走向深渊，走向死亡！”
　　短短的一年后，当他面对追获的一大堆烂草鞋的时候，他方才意识到，这股头戴红星、足踏草鞋的钢铁洪流是不可阻挡的……
　　长征的历程
　　红军的战略转移：

时间：1934年10月～1936年10月。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分别出发，中共中央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悲壮的长征。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占领冕宁县城后，朱总司令签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的几句话。长征'一词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出现。
　　会师：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同陕北红军会师于陕西吴起镇；
　　1936年，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三大主力会师，伟大的长征宣告结束。长征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好了准备。
　　红军将士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他们纵横十一个省份、攻占七百多座县城，进行了三百余次战斗，
　　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两过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穿越荒无人烟的地区，
　　总行程2.5万余里。
　　红军先后跨越了近百条江河，征服了约40座名山险峰，
　　其中包括2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皑皑雪山，穿过了被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
　　红军在长征途中，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计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
　　红军也付出了兵力损失达四分之三的重大牺牲。
　　30万红军经过长征，只幸存下了3万，但这用无数生命写下的英雄史诗，已成为中国革命和人类历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一段永不磨灭的铁骨精魂的回忆

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抓住事物最本质、最核心的要素，制定出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而博古、李德等人生吞活剥马列主义个别词句，不顾现实斗争客观实际，机械地僵化地照搬外国经验，几乎葬送了整个红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远大战略眼光，他们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己任，站得高看得远，始终正确把握革命航向，团结和带领广大军民共同奋斗，而张国焘眼界狭隘、私欲膨胀，为一己之私利分裂党和红军，终归走向革命的反面。先进战胜落后、真理战胜谬误、团结战胜分裂、实事求是战胜教条主义，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政治逻辑和军事文化逻辑。

长征途中重大战役战斗的胜利都是谋略和智慧的生动展示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役战斗，其中最著名的如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红二方面军在西南进行的主要战役、战斗，如巧渡鸭池河、乌蒙山回旋战、六甲阻击战等；红四方面军进行的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嘉陵江战役等，都发生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大西南地区。这些战役战斗，是在祖国大西南这个广阔的舞台上，以红军为主角演出的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展示了红军创造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一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充分发挥运动战的特长，把“打”与“走”科学结合起来，用“走”创造战机，以“打”开辟道路，在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牵著敌人鼻子走，使敌人闻风丧胆，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另一边是蒋介石坐著飞机跑，跑到哪里，哪里战事紧、吃败仗，黔军、川军、滇军各怀鬼胎，互相戒备，见死不救，乱了一盤棋，处处变被动。一边是我英勇的红军为人民而战，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不怕武器装备落後，不惧高山阻隔、河流挡道，慷慨赴死、前仆後继，用鲜血和生命铺就胜利的道路；另一边是国民党的军队，军纪涣散、畏缩不前，在烟土、银元的刺激下，在长官手枪的逼迫下和红军打仗，贪生怕死，能逃则逃，逃不了就投降。长征中的战役战斗，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智斗勇，共产党胜利了；是“得民心”与“失民心”的博弈，共产党得道多助，走到哪里，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就延伸到哪里，国民党失道寡助，鱼肉乡里，盤剥百姓，就难逃失败的命运；是红军和白军信念、意志、勇敢的较量，同样是红军胜利了。与其说这些胜利是军事的胜利，不如说是先进军事文化的胜利，是“得道”与“失道”价值博弈中“得道者”的胜利，敌人不是败在武化上，而是败在文化上。在长征途中进行的重大战役战斗中，尤其是四渡赤水最为出神入化。

“人本精神”究其本质而言是对人自身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尊重以及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相信，相信人类有把握自己、把握历史和命运的能力。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对于超出人类的虚构存在“存而不论”，但是对于人间世界却充注了极大的热情，用他一生的心血建立起了自己严密而独特的哲学体系。在孔子哲学体系中，人学位居中心地位。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的学说是孔子人学的两大发现。自春秋以来，人类对于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把握能力大大加强，但是却一直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即使是国民党政府，也是为了某些特定人群，或者说是小部分人服务的政体。所以孔孟学说的仁义道德都还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和人自身力量的重视并未得以执政者的真正实践，而只是道德教化的宣传内容。

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对于自身命运及其全人类历史进程的把握。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只有依靠人类自身努力斗争去争取权力才能够显示人类生存的价值。这点在我党长期的斗争史里面显现的酣畅淋漓，“不自由，毋宁死”，被剥削、被压迫不是老百姓“天赐”的命运。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13个月零2天，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走过600里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渡过24条河流，打过大小战斗300多次；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九省，行程一万六千里，进行大小战斗110次；红四方面军长征由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历时长达18个月，转战数省，行程八千余里，进行过大小战斗千百次。鉴于此，以色列军人伍大卫曾经评价长征，中国红军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全世界的珍贵财富，值得世界各国军人景仰和学习。可以说，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经历是悲惨的，但他们的超凡毅力和精神却是悲壮的。身后有飞机大炮追着，还要空着肚子，光着脚走过没有路的“路”……这些在寻常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们却圆满完成了。支撑他们走完漫漫长征路靠的是什么？

长征所完成的不仅仅是战略转移，还为新的革命阶段的到来酝酿了力量，最重要的是其对于人的生命、尊严的倡导和践行。长征，二万五千里一路走来，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权、发展权的斗争。人在社会上的存在，不仅仅要贡献义务，还要获得自身生存繁衍的条件，在当时内外夹击、重重压迫的情况下，人要想想获得真正称之为“人”的自由和生活，就必须斗争。长征和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就其精神内涵则是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追求传统的外在体现。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息繁衍的最原初的精神支持和精神动力。上下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孕育出了优秀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民族更加的内敛和自谦，在儒家经典《论语》中论及“君子”的共有八十四则，对于“君子”的言谈、举止、交友、德行等方面都做出了论述，可以说，对于“君子”的内圣外王的期望就是儒家理想人格和最高精神境界的化身。在这八十四则里面，有一则是这样的：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对于何谓君子的回答非常的简洁，“问心无愧，何来忧惧？”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君子了。这一则代表了我们民族精神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内省。

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如果能一日三省，向自己发问，对自己剖析，那么还会有担心和恐惧的事情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世上有几人能够严肃认真的面对自己的灵魂呢？“知耻近乎勇”，推及一个政党，有没有勇气不断反省、及时更正所犯下的错误呢？有没有灵活辩证的思想去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而不是僵守旧模式呢？所以说，能直面现实、忠诚灵魂的才是真正的勇士。

我们知道，长征肇始于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失败，之所以失败有多种原因，从我们主观方面来看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对战斗形势、敌我力量对比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红军的长征转移就是对于这个错误的及时弥补。但是也并非一帆风顺，党内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可贵的是，我们的党却一直没有放弃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努力，至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思想，制定了红军后面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也是我们党发展历史上一次自我批判、自我检讨的勇敢尝试。在这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同错误同逆流的斗争不止这一次。真正的共产党人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革命战斗形势的正确把握，一次次，不断的进行着向着正确道路的努力和前进。正是如此真诚和自觉的检讨才使得长征路成为一条走向队伍壮大和胜利的路。所以长征精神之一就是忠诚于自己信仰和灵魂的君子之勇。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才敢做出这样的内省和自查。

“君正，莫不正”。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在历史抉择的重要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而人民也因此在历史中选择了他们。儒家精神的传统践行者大多对于“君子之勇”只是停留在口头的表达和践行者个体行动的证实上，而共产党作为以谋全人类幸福为主旨的政党，却可以从口头落实到实际中，超出从个体上升到到整体中。所以是君子之勇的传统的最好体现。

“自强不息”，而不是怨天尤人。而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魂之一，是我们炎黄子孙生存、发展、壮大历史的最好概括。

所以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奋斗史，我们党在七十多年前所进行的长征也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为了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的奋斗历史。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何去何从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最终选择了战略转移，保存更多的有生力量以和敌人进行日后的战斗。常言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一息尚存，就有实现理想的可能。

庄子曾说“哀大莫过于心死”，只要心中的希望不破灭，哪怕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小，也终能在时间的历练下成为燎原之火。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他们责无旁贷的承担起来，用百折不挠的意志，战胜了无数困难，许多长征的路途都是在红军走过以后才第一次有了人的足迹，变成了“路”。衣衫单薄、空腹赤脚的红军却一步一步的丈量出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许多人会对此大惑不解。

我们想到了孔子对于他的学生颜回的赞扬：“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难道是颜回喜欢过简陋的生活吗？那为什么在“人不堪其 忧”的时候，颜回还能乐在其中呢？是因为他心中有“义”，有更高的理想。同理，红军正是崇高理想追求的支持下创造了活生生的人间奇迹。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发展强盛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动力来源。共产党在历史赋予的重任面前，义无反顾，卧薪尝胆，终于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走完了充满艰辛坎坷的漫漫长征路，带领中国革命和社会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历史上无数鲜活的例子也一次次的证明了这种精神力量的强大和重要。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运用这个法宝取得胜利的典范，并以其穿越时空的魅力鼓舞着新时代的建设者为了民族繁荣强盛的理想继续奋斗。

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的1935年5月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提出了“长征”一词。此前，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目标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提法是“突围行动”和“长途行军”；遵义会议后提出“西征”。这张布告首次用了“红军万里长征”一语，“万里”是从瑞金算起的行程，“长征”则表现了红军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后的振奋和自豪。“长征”一词很快就用开了。1935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首次提出“二万余里的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

布告全文如下: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红军总司令朱德

布告的起草者是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主编《红星报》的陆定一。他在布告中采用流行的六言骈句，短短156个字，通俗简明，易记易传，鞭笞了四川军阀欺压夷人的罪行，表述了工农红军的民族平等政策和严明纪律。可以说“长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词是陆定一的创造，并经朱德总司令首肯传播开来的。

这张布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为红军和平借道通过彝民区，抢渡大渡河创造了条件。由于长期以来统治阶级对彝族的压迫和挑拨，彝、汉两族隔阂和误解很深。因此红军一进入汉彝杂居的越西、冕宁一带，就张贴出了这张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先遣队于22日晨进入大凉山彝民区，突遭手持土枪、长矛的彝民拦阻，甚至扒光了先头部队的衣服。但红军为了解除彝民的敌视和猜忌，坚持不开枪还击，耐心向他们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此次是借道北上。刘伯承还与彝族沽鸡头人小叶丹在海子边饮鸡血誓盟，结为兄弟，这就是著名的彝海结盟。23日，在彝民向导的陪送下，先遣队顺利通过彝民区。5月24日先遣队占领安顺场，25日渡河成功。26日中央军委决定沿河两路进军，夺取泸定桥。29日红四团飞夺泸定桥，1935年6月2日，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美梦。

红军走后，当地群众冒着风险保存了这张布告，1951年由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征集并拨交中国国家博物馆。布告纵36.5厘米、横36厘米，油印，纸张已变黄，多处破损，印痕褪色，背面有张贴痕迹，但字迹仍然清晰，仿佛在向人们讲述红军长征时过彝民区的故事。

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因此得了肠胃病。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的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要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将军的警卫员回来告诉他：“前面有一个人被冻死了”

将军愣了愣，什么话也没说，朝那边走去。风雪太大了。他步履有些踉跄，眼睛有点迷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也不动，好似一尊塑像。他浑身都落满了雪，可以看出镇定、自然的神情，却一时无法辨认面目，半截带纸卷的旱烟还夹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烟火已被风雪打熄。他微微向前伸出手来，好像要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将军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嘴角边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了一下，蓦然转过头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一阵风雪吞没了他的话。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

“听见没有？警卫员！快叫军需处长跑步上来！”将军两腮的肌肉大幅度地抖动着，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

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就要发火的手势突然停住了。他怔怔地伫立了足有一分钟。雪花无声地落在他的脸上，溶化成闪烁的泪珠……他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了右手，举至齐眉处，向那位与云中山化为一体的牺牲者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雪更大了，风更狂了。大雪很快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地钻进了弥天的风雪之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又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